2017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將其提升至國家戰略的層面。世界上三大大灣區經濟發展中心為紐約、舊金山及東京。未來中國首個灣區經濟將出現長三角地區還是珠江三角地區？
李總理的工作報告，明顯是傾向將珠江三角洲地區中的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發展灣區經濟的首個實驗區域。粵港澳大灣區將南中國經濟實力及發展潛力最好的城市包括在其中。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惠州、江門、肇慶為其中9+2的領先城市群。亦是世界上體量最大的灣區經濟城市群。
以2017年首三季GDP計算，香港為1.94萬億，廣州深圳前三季度GDP則已超過1.5萬億元，照目前趨勢，2017年全年廣深的GDP總量都將突破2萬億元。即是説粵港澳大灣區有3個突破2萬億元城市，為目前全國獨一無二的所在。只要這個灣區建立起來，幾乎肯定能超過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香港處身這個未來世界上最大灣區中，能享受大灣區帶來的機會，但與此同時香港又能對國家未來的大灣區規劃做出什麼貢獻呢？
先講講已有的三大灣區。東京是日本心臟及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是全球金融中心，舊金山灣區則雲集科技聖地矽谷及好萊塢影視産業，同時金融業也非常領先。三個地區的共同點是有個成熟的金融中心，作為支撐周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引擎，提供低成本而充裕的資金支持及金融配套。而這三個灣區內各自的城市群經濟及産業是深度融合的，可以概括為路通、人通、政通、商通及財通。
其實，粵港澳大灣區與上述三大灣區比較，有優勢明顯。其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直服務亞洲及世界，金融配套相對國際化，多個領域均領先於東京。廣州及深圳作為區域性的金融中心，對珠江三角地區的金融發展發揮重要作用。而深圳在一些領域，如債券發行、私募股權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等都發展很快，資金流量充裕，項目需求強勁，與香港的互補性很強。香港如能把握好本身的定位，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合作中，協助打通「財通」及「商通」一關，形成某些機制及平台，為泛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國的企業提供多元化的資金支援及金融服務，協助它們走進國際並能夠參與一帶一路及金磚國家的項目建設，會是香港未來20年的發展動力所在。
粵港澳大灣區為全國金融發展及泛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群提供新的機會。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建立，香港、深圳和廣州需要聯成一片。香港作為其中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中心，在以粵港澳大灣區為基地的同時，可輻射全國，為全中國的金融機構提供金融服務，例如為這些機構面向全球的証券及金融産品提供結算服務;與此同時，香港作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目標故然是為全世界境外人民幣提供結算服務，但先做好粵港澳大灣區乃至亞洲區的這塊業務，其相對的地理優勢及國家政策的支援力度，是競爭對手新加坡及東京所不能比擬的。
香港另外有一個優勢，是全球具規模的金融機構都會將亞太區總部設在香港，以通過香港來投資中國或為中國各地提供金融服務。需要了解的是，香港與內地金融體制及金融的服務方式存在差異，未來只依靠香港這個平台及香港的金融從業員很顯然會出現不理想的效果。這就涉及前面提到的「人通」及「路通」。深圳和廣州的金融專才其實可以幫助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解決上述問題。但人員往來的簽証問題、專業資格互認、交通時間、過關時間等等，俱是阻礙這個區域融合的藩籬。香港高鐵及港珠澳大橋的開通，能有效減省粵港澳大灣區人員往來的交通及過關時間。但工作簽証及專業資格互認的問題以及廣深港三地的協作與分工，卻需要「政通」去疏理。
要做到「政通」，一個政策協調及決策平台必不可少。在香港的層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成立一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專責協調相關中央部委及廣東省和澳門特區政府，以及特區政府相關政策局及部門，亦會主動聯繫商會、專業團體和相關機構等。在頂層設計上，要真正協調到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由中央主導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或督導委員會才是關鍵所在。廣東省內9大城市及港澳各有經濟發展政策及方針，自然亦涉及不同的資源及人才競爭，沒有中央強力的行政協調，很難做到由一個點到面去立體的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並有效。落實<「十三五」規劃綱要>內的<港澳專章>及各項涉及香港政策措施。
篇幅所限，之後再與大家分享這五個通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的詳細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