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歷史建築保育，一直處於發展壓力與文化價值之間的拉鋸戰。從茶果嶺村的四山公立學校的被清拆，再到中環郵政總局的未來，這些案例都顯示，若政府與社會大眾未能及早介入，許多具歷史價值的建築，最終都可能消失於城市更新的洪流之中。歷史建築不只是過去的遺跡，也是城市記憶的載體，如何在高速發展的都市中，留下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將是香港未來城市規劃中，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然而，這並不代表未來沒有希望，若政府能夠借鑒國際經驗，建立更完善的保育機制，並允許民間團體與社區居民更早參與歷史建築的識別與規劃，或許香港仍有機會在發展與保育之間，找到一條可行的平衡之道。

隨着茶果嶺村的清拆計劃逐步展開，這條擁有數百年歷史的城中古村將於2025年完全消失。這場重建工程不僅涉及社區的拆遷與重塑，更牽動了香港歷史建築保育的議題。其中，四山公立學校，一座建於1952年的學校建築，因未被列入歷史建築評級，面臨被拆除的命運，而同村的天后廟則得到保留。這一現象反映出香港現行歷史建築評級制度的局限性，以及對近代建築價值的忽視。

近代建築價值被忽視

創智建築師資深董事林中偉（Tony）指出，香港現行的歷史建築評級制度並非法定約束力的機制，而僅屬行政性質，即使建築物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仍然可以被拆除。只有獲得法定古蹟地位的建築，才受法律保護。然而，現時的評級制度存在數個問題，包括評級機制的局限、未能涵蓋所有具價值的歷史建築，以及評估過程的滯後。

香港的歷史建築評級主要集中於戰前建築，早於1980年代已篩選出約5,000座建築進行評級，但由於人手及資源問題，最終僅完成1,444座的評估。這導致不少戰後建築，即使具有歷史與建築特色，亦未能納入評級範圍，四山公立學校正是其中的遺珠。即使某些戰後建築獲得關注，例如北角的皇都戲院，亦需透過民間組織的努力，進一步研究其歷史價值，才能獲得更高的評級。這反映出現行評級制度的被動性，建築物的價值往往取決於公眾的關注程度，而非一個完善而主動的評審機制。

Docomomo香港分會成員之一、教育大學人文學院助理院長劉亮國博士（Prudence）認為，近代建築雖然不像殖民時期的建築般華麗，但其歷史價值同樣不容忽視。這些建築反映了香港社會、教育及建築風格的演變，然而，由於公眾對其價值的認識不足，它們往往不受重視，甚至被視為可有可無的建築。

與四山公立學校同年代的建築，如1963年落成的香港大會堂，已被列為法定古蹟，顯示出政府對部分戰後建築的認可。然而，這種認可並非一貫標準，亦欠缺明確的評估準則。例如，同德押雖獲得三級歷史建築評級，但最終仍未能逃過被拆除的命運。

香港的城市發展往往以經濟效益為優先考量，導致歷史建築的存續取決於其市場價值，而非歷史文化意義。Tony舉例，何東花園、景賢里等建築，最初亦面臨被拆除的風險，最終透過政府與業主的協商，才得以保存。這種模式雖然提供了一定的保育空間，但亦顯示出政府在保育決策上的被動性。此外，透過「發展權轉移」的方式，例如中電鐘樓的案例，亦能在保育與發展之間取得平衡。政府應進一步推動這類模式，讓業主在保育歷史建築的同時，亦能獲得合理的經濟回報，從而增加保育的可行性。

香港社會對歷史建築保育的意識雖然較20年前有所提升，但仍有很大改善空間。當前的問題並非單純的政策缺失，而是社會整體對歷史建築價值的低估。例如茶果嶺村的重建計劃，除了保留天后廟外，並未考慮如何保留該區的歷史脈絡。這種「清拆重建」的模式，最終可能導致社區特色的流失，而後續的「仿古」建築亦無法真正承載歷史記憶。

公眾認知有所缺失 歷史建築不僅是磚石堆砌的遺跡，更是社區記憶與文化身份的象徵。如何在城市發展中保育這些寶貴的歷史資產，將是香港未來城市規劃中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茶果嶺村的消逝，或許已成定局，但未來仍有許多歷史建築正面臨相同的挑戰，社會各界必須攜手合作，確保這些歷史資源得以延續，讓香港的城市發展不再以犧牲文化遺產為代價。

Tony提到，歷史建築的存續，往往取決於公眾的認知程度。例如，當年政府同時面對何東花園與政府西座的保育問題，最終卻因公眾對西座的熟悉程度較高，使其獲得更多支持，反而鮮為人知的何東花園未能成功保育。這種現象顯示，許多歷史建築往往要到面臨清拆時，社會輿論才開始發酵，而當公眾意識到其價值時，往往已經太遲。

這種「後知後覺」的狀況，在香港建築保育歷史上屢見不鮮。天星碼頭的拆卸、皇都戲院的保育爭議，皆是在建築物面臨危機時，才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茶果嶺村的情況亦然，若非少數關注團體提出質疑，許多市民甚至未曾意識到這片歷史文化空間即將消失。

Tony進一步分析，政府在評級與保育歷史建築時，往往反應遲緩，這與資源限制有關。香港擁有大量戰後建築，當中可能有數萬座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但政府每年僅能評估數十座，進度極為緩慢。這種由上而下的評估方式，往往未能及時發掘真正值得保育的建築，導致許多歷史建築在未受評估前便已遭拆毀。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雖然有委託外部顧問公司或學術機構進行評估，但這些研究的覆蓋範圍有限，且評估標準仍由政府主導。若某些建築未受官方關注，即使具有歷史價值，也難以進入評級體系。這導致部分歷史建築因「無名無份」而遭忽視，最終被拆除，例如四山公立學校。

重建與保育的共存可能性

面對現行制度的局限，Tony提出，應該引入「由下而上」的保育模式，讓社區成員參與歷史建築的識別與評估。區議會作為最貼近社區的機構，應該發揮更大作用。例如，在大型重建計劃啟動前，區議會可以主導區內歷史建築的初步調查，並與專業團體合作，建立一份具有保育潛力的建築名單。

這種模式能夠更有效地識別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並及早將其納入城市規劃之中，而非等到建築物面臨清拆時才倉促應對。此外，區內居民對地方歷史最為熟悉，他們的記憶與經歷，能夠為歷史建築的價值提供更豐富的詮釋，補足政府評估過程中的盲點。

在香港的城市發展模式下，保育與發展之間的矛盾似乎無可避免。然而，Tony認為，這並不代表二者必然對立。以四山公立學校為例，與其完全拆除，不如考慮將其改建為社區設施，例如社區中心或展覽館，既能保留歷史建築，又能服務社區。這種「活化保育」模式，已在香港多個歷史建築項目中獲得成功，例如雷生春由舊藥房變成中醫診所，既保留建築特色，又賦予其新功能。此模式若能廣泛應用，將為香港的歷史建築保育提供更多可能性。

應建立更完善保育體系

香港的城市發展，不能只是單純的土地利用與經濟效益考量，更應兼顧文化、歷史與社區記憶。茶果嶺村的消逝，應成為一個契機，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如何在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讓歷史建築不再淪為城市發展的犧牲品，而能夠成為塑造城市特色與集體回憶的重要基石。

對於四山公立學校未能被評級並獲保留，Prudence坦言，關鍵問題在於政府的文物影響評估（HIA）過程存在重大缺陷，加上負責評估的顧問公司並未有深入了解四山公立學校的歷史與建築價值，甚至稱因學校被封鎖而未能進入內部考察，只能作表面觀察，導致評估內容極為簡單，未能充分反映建築的重要性。

這種評估方式，讓政府相關部門，包括古蹟辦、古物諮詢委員會以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等，在決策過程中缺乏足夠的歷史資料作為依據，最終形成「學校不具備保育價值」的結論。這樣的評估結果，使得發展局與房協在規劃重建時，皆以HIA報告為依據，沒有進一步考量保育的可能性，導致建築的歷史價值被忽略。這類問題並非首次出現，過去許多歷史建築在評估過程中，因資訊不足或評估方式流於表面，而未能獲得適當的保護。例如，同德押雖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但因評估過程未能充分考慮其建築特色與歷史價值，最終仍遭拆卸。這顯示出現行HIA機制的局限性，若評估過程未能全面並具前瞻性，將會造成不可逆轉的文化遺產流失。

Tony表示，政府在城巿發展與建築保育之間，仍然採取「發展優先」的心態。當政府決定某土地應用於公營房屋或其他大型發展時，便會基於「最大化土地利用」的角度，優先考慮如何騰出更多空間，而非如何在發展計劃中納入歷史建築的保育元素。這種發展模式，往往將歷史建築視為「阻礙發展」的存在，而非城市文化資產的一部分。這正是價值觀的問題，若政府及社會未能認同歷史建築的價值，則保育工作將始終處於被動狀態。相比之下，若城市發展能夠主動將歷史建築視為文化資源，並將其納入規劃，則可實現發展與保育的平衡。例如，歐洲許多城市在新發展項目中，都會保留部分歷史街區，透過修復與活化，為城市增添文化層次與旅遊價值。

香港在這方面仍有很大改善空間，尤其是近年政府提出「區區有旅遊」的構思，若能夠真正落實，應該更多考慮如何透過歷史建築與地方文化，塑造社區特色，而非單純依賴新建設施或商業開發來吸引遊客。

四山公立學校的事件亦顯示，歷史建築的識別與保育，不能僅依賴政府主導，而應該讓社區參與其中。許多歷史建築的價值，往往是當地居民最清楚，因為這些建築與社區的發展息息相關。然而，現行的城市規劃與保育政策，並未充分納入社區的意見，導致許多具地方歷史意義的建築未能被識別。

Tony建議，香港可推動「文化地圖」（Cultural Mapping）計劃，讓每個區域的居民參與，記錄當地具歷史價值的建築、街道與文化資產。這不僅有助於提升公眾對地方歷史的認識，也能夠成為未來城市規劃的重要參考資料。例如，若在茶果嶺村的重建計劃啟動前，已有完整的文化地圖，並清楚指出四山公立學校的歷史意義，則政府在規劃時便可考慮如何將其融入發展方案，而非直接拆除。此外，歷史建築的活化模式亦可更具彈性。例如，四山公立學校若能保留，便可改造成社區文化中心，提供展覽、教育與社區活動空間，甚至可與周邊新發展的住宅項目結合，成為當區居民的共享空間。這樣的做法，既能延續地方歷史文化，也能提升社區的整體生活質素。

地理位置與公眾關注出現落差

香港的城市發展，不應只是無止境的清拆與重建，而應該在新舊交融之間，尋找一條能夠延續歷史與文化的道路。茶果嶺村的消失，或許無法挽回，但未來仍有許多具歷史價值的建築與社區，正面臨相同的挑戰。政府與市民應共同努力，確保這些歷史資產不再因政策僵化與公眾冷漠而消失，讓香港的文化與歷史得以真正傳承下去。

四山公立學校的消失，與其地理位置有一定關係。Tony稱，茶果嶺村雖然擁有數百年歷史，但因地處偏遠，一般市民對該區並無太多了解，因此即使清拆計劃已經公佈，社會的反應仍然冷淡。原居民的流失亦影響了保育工作的推進，許多早年居住於茶果嶺村的居民，已經搬離至其他地區，導致地方社群的凝聚力減弱，缺乏強而有力的聲音去推動保育工作。與此相對，薄扶林村的居民則展現出較強的社區凝聚力，成功阻止政府的清拆計劃，這正是因為居民對該區的歷史價值有高度共識，並積極參與保育運動。

這亦與政府的城市規劃有關。當政府長期對某些地區缺乏基礎設施支持，導致環境惡化，居民自然傾向搬離，而當地歷史建築的價值也因此被忽視。Tony直言，這種「消極管理」的方式，實際上是政府促成清拆的一種手段，當地環境越差，居民越願意搬走，清拆的阻力也就越小。 政府在保育政策上，往往顧忌過多，擔心保育計劃會對私人持份者帶來不公平的利益。例如，若政府決定保育某座私人建築，可能會被質疑「偏袒」業主，甚至被指控為「利益輸送」。這種顧慮，使得政府對於私人保育計劃的支持態度曖昧，甚至採取迴避的策略，以避免捲入任何爭議。然而，這種做法亦令許多具潛力的保育方案難以落實，最終只能選擇清拆重建。

民間團體影響力有限

茶果嶺村的清拆計劃，反映的不只是政府對歷史建築保育的態度，也突顯了民間團體在保育行動中的困境與局限。儘管香港有不少關注建築保育的組織，如Docomomo香港分會、長春社、Walk in Hong Kong等，然而，在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與土地發展體系下，這些團體的影響力往往顯得有限。

與政府機構相比，Docomomo香港分會等民間團體未必能直接影響政府決策。然而，這些團體的價值在於其專業知識與國際聯繫，能夠在公共輿論上發揮影響力。Prudence提到，Docomomo香港分會雖然只是由一群建築師、學者與歷史愛好者組成的NGO，但他們透過國際網絡，曾成功為皇都戲院的保育發聲。他們向Docomomo International 總部尋求支持，獲得國際專家的專業評估，並向公眾發佈公開信，進一步提高社會關注。這種策略，雖然無法直接改變政府政策，但對於推動歷史建築的保育意識，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組織往往人手有限，資源不足，且大多依賴義工運作。當一個發展計劃在極短時間內獲批，民間團體未必能及時作出反應。例如，在四山公立學校的案例中，許多建築界人士直到計劃通過後，才意識到該校將面臨拆卸。這不僅顯示政府在規劃過程中，未有充分諮詢相關專業團體，也反映出民間團體在資訊獲取上的劣勢，使其難以在決策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

四山公立學校本身擁有豐富的教育歷史，因此若能夠原址保留，繼續發展成與教育相關的用途，將會是最理想的方案。例如，它可以轉型為社區教育中心，與大學或其他教育機構合作，成為歷史與建築學習的基地。這不僅能夠讓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了解香港的城中村歷史，也能夠通過文化活動，讓這座建築重新融入社區。

此外，學校亦可作為展覽與文化活動空間，展示茶果嶺村的歷史與發展脈絡。類似的成功案例可以參考九龍城的部分舊建築，它們在保留原有建築特色的同時，轉型成為多用途空間，例如補習學校、社區藝術中心等，既能夠自負盈虧，又能發揮歷史文化價值。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原址保留」。Prudence 強調，國際上對於歷史建築的保育標準，均以「原址保留」為首要考量。當建築物能夠保留在原本的環境中，它的歷史脈絡才不會被割裂，市民才能夠真實感受到時代變遷下的文化延續。這與赤柱美利樓的案例形成對比，該建築雖然被完整搬遷，但由於原址與新址的環境完全不同，導致其歷史價值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保育應該從設計開始

過去許多歷史建築的保育失敗，都是因為政府在規劃階段未有納入保育考量。例如，虎豹別墅旁的「名門」住宅項目，便是因為當年規劃時未有考慮虎豹別墅的環境需求，導致新建高樓過於貼近歷史建築，影響了其完整性。若當時能夠保留一定的空間，讓新舊建築之間保持適當距離，虎豹別墅的歷史氛圍或許能夠更好地保存。這正是為何歷史建築的保育，必須從城市規劃的最初階段便開始考慮，而非等到清拆計劃確定後才臨時補救。假如政府在茶果嶺村的規劃過程中，能夠更早地評估四山公立學校的價值，或許今天的結果會有所不同。

儘管四山公立學校的清拆計劃已經進入最後階段，Prudence 仍然希望能夠透過公開信等方式，引起更多關注，爭取最後的改變。她指出，當一個建築物被納入清拆計劃後，相關的工序往往已經在數年前開始籌備，甚至可能已經發包給建築公司，準備進行拆卸。因此，若要改變這一切，需要的不只是輿論壓力，更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靈活性，願意重新審視決策，並考慮是否有可能調整發展計劃，以保留歷史建築。然而，這並非易事。當發展計劃已經進入實施階段，任何改動都可能涉及巨大的行政與財政成本。Prudence 形容這是一個「大餅式」的規劃模式，當所有建築物的位置與用途已經被確定，要將其中一部分移動或改變，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若政府真正希望保育歷史建築，就必須在規劃初期便建立更完善的評估機制，確保所有具保育價值的建築，都能夠在決策過程中被考慮，而非等到清拆前夕才臨時應對。

香港的發展模式，長期以地產為主導，導致歷史建築往往被視為發展的障礙，而非文化資產。然而，澳門與新加坡的經驗顯示，歷史建築保育與城市發展並非必然對立，而是可以透過靈活的政策設計，讓舊建築與新發展共存。

澳門的保育模式，部分受惠於其旅遊業發展。由於博彩業的壟斷性質，政府要求賭場營運商每年投入一定比例的資金，用於文化保育與社區發展，這使得澳門的許多歷史街區得以保存。例如，荔枝碗船廠片區便透過這種模式獲得資金，進行活化改造，成為一個結合歷史、藝術與旅遊的文化空間。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城市規劃則更為前瞻。新加坡政府在發展新樓宇的同時，亦會刻意保留舊區。例如，在新加坡河一帶，政府保留了大量殖民時期的建築，並規定新發展項目必須與周邊歷史環境和諧共存。這種「新舊並存」的模式，不僅讓城市擁有獨特的文化景觀，也提升了當地的旅遊吸引力。

Prudence透露，目前Docomomo香港分會正關注郵政總局的未來發展。作為香港的標誌性建築之一，郵政總局的歷史價值不容忽視，然而，由於政府的發展計劃尚未明朗，這座建築的命運仍然充滿不確定性。

為了提高公眾對歷史建築的認識，Docomomo計劃舉辦更多公眾講座、導賞團與學術研討，希望透過教育與資訊傳播，讓更多市民了解香港的建築遺產。然而，Prudence亦坦言，民間團體的影響力有限，即使透過國際組織施壓，最終決定權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如何與政府建立更緊密的溝通機制，確保歷史建築的保育能夠被納入政策考量，將是未來保育運動的一大挑戰。

攝影：張展銳